青羊新闻:观察丨中国不是谁想制裁就制裁(2)

“既要看到我们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的不足，也要看到我国国际规则话语权不断增强的态势。”李庆明指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国际规则各不相同。有的领域国际规则相当成熟，改进空间小，有的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国际规则，有些国际规则影响全局，有些则局限于较小范围。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必须抓住重点领域。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国际规则，要在适当时机争取修订。对于一些新的国际规则的创建，要体现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国际规则更加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

加强国际规则运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入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

李华波，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红色通缉令”2号嫌犯，涉嫌贪污公款9400万元，2011年1月潜逃至新加坡。案发后，国内多部门启动追逃追赃工作，组成工作组先后8次赴新加坡与新方执法部门进行磋商。中新两国在没有缔结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展追逃追赃合作。中方向新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提供有力证据；新方冻结了李华波涉案资产，依法对李逮捕、起诉，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判处其15个月有期徒刑，并在李华波出狱当天将其遣返回国。

积极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双边条约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是我国利用国际规则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生动例证。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之一，坚定支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全球反腐败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2006年，我国向联合国声明将《公约》视为开展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并指定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多次在相关场合强调希望与各缔约国，特别是尚未缔结双边条约的国家开展合作。在李华波案中，我国和新加坡在《公约》框架下进行了良好合作，追回腐败赃款2700万元。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首个由我国主导制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文件；2016年9月，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对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和机制“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时“零障碍”的概念，这是继《北京反腐败宣言》之后，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2019年4月，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2020年12月，国家监委召开“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廉洁建设研讨会，会上中方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呼吁加强疫情防控领域反腐败合作，赢得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誉。我国还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务实合作，不断健全多边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我国深入研究域外法律和国际规则，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等，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综合运用引渡、遣返、境外缉捕、异地追诉等法律手段，追回了一批外逃多年、涉案金额巨大的腐败分子。“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外逃13年，先后窜逃至6国1地并3次申请政治避难，我方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使其最终成为“无处可逃”“无钱可花”“无人可靠”的“三无”人员，被迫回国投案。

6月2日至4日，“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挑战和举措，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以线上线下混合方式召开，中方就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主张，得到与会者高度赞扬和认同。中国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将“中国经验”“中国主张”写入本次特别联大政治宣言，为反腐败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人员往来、信息交流频繁密切，任何国家想关起门来反腐败，既不现实，也不会彻底。”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对国际规则的运用，依规依法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对内凝聚党心民心，对外占据道义制高点，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薛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