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新闻:深度关注丨数据安全关乎国家安全(2)

“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安全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同时对重要数据出境安全管理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李可顺表示。

数据安全法第三十一条明确了重要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其他数据处理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的出境安全管理办法，由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此外，数据安全法还严格规制面向境外司法或者执法机构的数据出境活动。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

“这一条款制定的背景是近年来数据管辖权冲突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伦律师事务所顾问贾申刊文指出，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安全法的规定再度明确了我国对境内数据的管辖权，充分体现了我国维护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安全法还特别明确了未经主管机关批准向境外的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数据的法律责任，包括对企业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罚款，以及责令企业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等。这一明确的法律责任形式，不仅意味着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是企业应严格履行的一项数据合规义务，也使得企业在对抗境外执法或司法机构可能的数据调取要求时，拥有了可援引的有力的法律规则。”贾申表示。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加强网络安全信息统筹机制、手段、平台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指挥能力建设，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要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责任，行业、企业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主体防护责任，主管部门履行好监管责任。

“目前来看，围绕这家企业（滴滴）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数据出境当中涉及的国家网络安全审查问题，以及APP对于个体用户隐私信息的过度搜集问题，中国网信的治理实践迎来了一个跃迁的契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逸在专栏中写道。

沈逸还表示，个人在关注企业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时，应该避免“走极端”，“要么就是认为它应该绝对地遵循技术市场的内生需求，要求最小化的监管，要么将它视作洪水猛兽，对它进行过度监管”。

“对最后的政策出台，目前从实践来看，大家可以抱有充分的信心。保障人民的福祉，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是我国网信部门在推动相应监管落实过程当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应该对网信部门保持坚定的信心。”沈逸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