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新闻: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之六 一体推进三项改革 推动健全监督体系(3)

派驻机构改革具有“三项改革”一体推进的性质，是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效举措，是实现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截至目前，中央一级派驻机构改革基本完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46家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129家单位；在51家中管企业设立纪检监察组或监察专员办公室，由国家监委赋予监察权；向15家中管金融企业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派驻纪检监察组；加强上级纪委对31所中管高校纪委的领导。

纪检监察机构积极探索与地方纪委监委协作配合，在问题线索移交、联合审查调查、案件查办协作等方面共同发力，构建深度融合、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鞍钢集团成立鞍钢反腐败工作协调小组，联合地方反腐败协调小组，与辽宁鞍山、四川攀枝花两地纪委监委、公安、司法等机关建立线索移送、问题通报和案件查办协调配合机制。

“与辽宁省纪委监委联合查办的鞍钢集团原专职董（监）事办公室主任袁雪峰违纪案，是我们查办的违纪金额最高、涉案人数最多的典型案件，顺利完成了涉及173人次的谈话核实和外围取证任务。”鞍钢集团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孟庆旸说。2020年，鞍钢集团纪委坚决查处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靠钢吃钢”问题，集团纪委立案13件，处分11人。

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深化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在8家单位进行试点，针对垂直管理单位的特点和实际，探索派驻监督向下延伸的有效途径。

从2019年底开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海关总署纪检监察组探索开展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部署海关系统各单位结合“省情、市情、关情”，因地制宜建立“组对省”“关对省”“关对市”的协作配合机制。广东省汕头海关原党组书记、关长李小敏，汕头海关原党委委员、副关长欧阳晨等案件的查处均得益于此。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党内监督有力有效，其他监督才能发挥作用。着力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完善区领导挂点督导党内政治生活和抓早抓小约谈制度，带头约谈区直部门一把手，带动全区各单位开展针对性约谈提醒528人次。”在2020年召开的十一届广州市纪委六次全会上，广州市委常委、黄埔区委书记周亚伟述责述廉述德。

深入开展同级党委班子成员向纪委全会“三述”，是广州市强化同级监督的有力抓手。据了解，广州以“三述”为载体强化同级监督已经开展了5年，共计37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在市纪委全会作了“三述”，其中包括9位市委常委、2位市政府党组成员和10位区委书记。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必须进一步强化统筹理念、树立系统思维，完善“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制度，实现各项监督同向发力、同增质效。

在2020年5月底启动的四川省彭州市委第九轮巡察中，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综合监督的3个单位都被纳入巡察范围。该纪检监察组在巡察启动前半个月，将梳理的3个单位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情况、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等资料送到了市委第三巡察组。

“以前要了解基本情况，主要依靠进驻后被巡察单位党组织提供。派驻机构与我们进行巡前对接沟通，可以帮助巡察组提前聚焦‘病灶’，校准监督方向。”彭州市委巡察办主任胡铭浩认为，通过强化派驻机构与巡察机构的巡前信息沟通、巡中协作配合、巡后整改联动，有利于形成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的协同贯通。

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是整个纪检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强化基层监督，必须要抓住县级纪委监委这个“龙头”，统筹派驻机构、巡察机构以及乡镇、街道、社区等纪检监察力量，把辖域内分散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

河南省洛宁县在全县18个乡（镇）派出监察办公室，为390个村（居）选配纪律检查委员或监察联络员，形成“县纪委—乡（镇）纪委—纪律检查委员”和“县监委—乡（镇）监察办公室—监察联络员”纵向贯通的工作体系；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巡察办主动同区纪委监委对接，就问题线索召开沟通会议，共享问题线索资源，聚焦问题精准发力，避免力量分散、重复核查；北京市朝阳区纪委监委探索社区纪委书记、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和社区监察员职责“三合一”……力量优化配置、职能优势互补、机制衔接高效，不断推动基层监督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