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新闻:围猎者说：这些领导就是猎物(2)

一次，刘岗用甘健邑的车去旅游，甘健邑放了5万元钱在车上，刘岗收了，甘健邑觉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而在“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中，刘岗内心的党性原则也渐渐松动了：“这些老板在我的帮助下发了财，在未来我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帮我……”

此后，刘岗违规托管私人公司，在未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利率和还款期限的情况下，违规将1.02亿元借给甘健邑个人使用。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这只是“抛撒诱饵”的伎俩之一。在专题片中，女商人何清帆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响牌”：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原局长肖为民，她一个电话把上级领导的秘书叫过来，为自己营造气势，向肖为民施加影响，进而达到“围猎”目的。

“‘围猎’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隐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亲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为幌子异乎寻常关心，以‘朋友’之名违规吃请送礼，以‘情谊’为遮羞布徇私帮忙，但掀开温情面纱，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围猎’者所图，仍然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抛撒诱饵’的最终目的，是要‘猎而食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3 “围猎”者与被“围猎”者的真实关系：从“拍马”“骑马”，到“打马”“落马”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在“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上演的“二人转”中，“利穷则散”的戏码频频上演。

张勇，云南省文山州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付加兴，云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两人曾长期是上下级关系。付加兴任文山州委常委、文山县委书记时，张勇在文山县驻昆明办事处任职，此后文山在北京建办事处，付加兴推荐张勇任办事处主任。那些年张勇生活贫困，回家看望父母的钱都是付加兴掏的。

张勇退休后，付加兴又主动带他做项目，此后张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园项目，赚到“第一桶金”。事后，张勇拿出一半利润，送到付加兴面前。付加兴当时“内心很激动，认为没有看错这个人”。

张勇曾无数次在付加兴面前表白，称付加兴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的贵人，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付加兴给予的。付加兴也一直认为，张勇重义气，不会出卖自己，“我们平时相处就像亲兄弟一样，有种山盟海誓的感觉”。

然而，一旦面对即将承担的法律责任，所谓的“友谊”就变得不堪一击。

2018年，张勇被查，没过多久，付加兴就被张勇举报了。

张勇说，付加兴前期帮他时未图回报，“我没有钱，他也帮我，到后期帮我，已经有了贪欲在里面，帮我的过程中他为自己谋利1400多万元”。

“我想到付加兴这些年对我的好处，但完了我还是决定要供述他。”张勇说。他先是口头交代了自己和付加兴的犯罪事实，第二天又配合纪委同志做了笔录，“既然要交代，就彻彻底底的，把它说清楚，做了笔录之后，整个人就轻松了”。

身陷囹圄之后，付加兴说：“不管他说得多甜言蜜语，喊你爹妈，喊你大爷，喊你恩人，你都不要当真，我就是当真了。”他也意识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自己的错。”

“围猎”类案件，暴露的是行贿者逐利的天性、以小博大的丑恶本质，以及受贿者因馋上钩、因欲弄权、贪婪沉沦的丑态。这种靠利益交换建立的“铁关系”看似牢固，在党纪国法面前不堪一击。正如一位行贿者所说：“像我们这种商人的保证，这些信誓旦旦，那是张口就来的，不值得一闻，绝对不可相信，也不可靠。”

专题片中，云南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强用“拍马”“骑马”“打马”“落马”，来概括“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之间关系地位的转变，以及双方角力的过程：我跟一个商人认识后，他对我无微不至，表现得像个忠实的家奴，这是“拍马”；博得我的信任后，他开始在外面“骑马”，以我的名义招摇撞骗，甚至说想要当官找他；到了后期，他也穷困潦倒了，因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关系，就要挟我们跟我们要钱，这是“打马”；最终正是他致使我“落马”。

4 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围猎”，领导干部要保持足够警惕

“我先设定一个某某领导，不管是国有企业也好，政府的领导也好，我把他当成猎物，怎么用猎人的智慧狡诈去给他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