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经书院历史上，对拔尖人才有“尊经四杰”“尊经五少年”之说，又有《尊经十六少年歌》流布。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上，“革命、维新、学术”这六个字是尊经少年的主题词。他们中的佼佼者，后来活跃于各个领域，对清末民国的历史、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
张之洞离蜀之后仍惦记着蜀中弟子，他在给继任者谭宗浚的信中说：“身虽去蜀，惟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他的弟子们也对老师怀着同样的情感，廖平就曾绕道前往太原等地拜谒过张之洞。宋育仁也曾从北京去湖南敬谒王闿运。另一位弟子吕雪堂还曾追随王闿运去了湖南继续深造。张、王人格魅力非凡，道德文章足以叩动人心。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王闿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感人，且以议论贬当世”的做派，浸润学子很深，无论这些徒子徒孙在后来的神州鼎沸中如何地争奇斗妍，甚至“离经叛道”，其底色都脱不掉或多或少的尊经书院的烙印。
荣县人吴玉章曾在尊经书院有过短暂浸染，几十年之后，当他回忆起书院，同学之间对国学的修习，对维新的追慕情景，仍历历在目。有此影响，使他“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而他在倥偬岁月中也未忘对学问的钻研，除获革命家之誉，还被称赞为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南充人张澜也曾在尊经书院读书，这位“川北圣人”满腹经纶，频繁的社会活动也未能阻止他下笔为文，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中国需要真正民主制度》《墨子》，以及百余首古体诗留传后世，学问的底色造就了他们与职业革命家不一样的风度。与张澜一样，青神人邵从恩也是从尊经书院走出去的民国名士，曾以当面质问蒋介石何以不停止内战而名扬全国，享有“和平老人”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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