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新闻:防治用权腐败 推动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启示

“一把手”作为党政领导班子的“班长”“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在地方、单位和部门发展中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既是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地方“一把手”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产禁脔，霸道行权、违规用权、任性滥权，甚至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对所在地方、单位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恶劣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都围绕加强对“一把手”监督作出明确部署。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持续开展“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专项整治，有力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为进一步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落马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特点

“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本质上是监督失效情况下的权力滥用，一些地方、单位和部门管人管事管权的制度机制不完善，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监督“空白”，导致“一把手”权力屡屡出轨越界、脱缰狂奔。大量事实表明，“一把手”主政一方、掌管一域，往往被不法分子视为拉拢、腐蚀、围猎的重点对象，已经成为“高风险岗位”。从全国来看，十九大后查处中管干部中主要问题发生在“一把手”岗位上的有100多人，鲁炜、王三运、秦光荣、赵正永等就是典型。从各地来看，海南省19个县市中有16个在十八大以来发生过党政“一把手”违法犯罪问题，占比高达84.2%；广东省自十九大至2020年8月底共立案审查调查厅级干部418人，其中“一把手”或曾任“一把手”的242人，占比58%。

剖析近年来“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成因，要害就在于一个“权”字，“一把手”堕落轨迹往往是“欲随权长、贿随权集”，其任性滥权行为主要呈现“五个一”的特点。

一是决策“一言堂”。有的“一把手”破坏民主集中制，对“三重一大”事项独断专行、违规“拍板”，造成重大损失。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高守良将“霸气”作为信条，在未经风险评估和上会程序情况下，擅自决定投资项目，导致巨额投资款及利息难以收回。杨思涛在任海南省澄迈县委书记期间，擅自以县投资委员会会议代替县委常委会会议或县政府常务会议，违规决策议题220个，从中攫取巨额利益。

二是用人“一句话”。有的“一把手”违反组织纪律，滥用干部人事推荐权、决定权，拉山头、搞派系、结圈子。鲁炜任人唯亲，在中央网信办形成“小圈子”，“圈内人”称其为“老板”。火荣贵在任甘肃省武威市委书记时，把干部岗位和职务当成私有财产，随意任免、频繁调整，催生一批“刚出月子的干部”“百天干部”。

三是花钱“一支笔”。有的“一把手”随意挥霍公款、侵占公物，公私不分、损公肥私。李贻煌利用担任江西省江铜集团“一把手”职务便利，指使下属采取虚列账目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268万余元，他曾说，“在我眼里，江铜就是我个人的企业，就是自家钱袋子，从江铜吃点、喝点、拿点算什么呢？”四川省广安日报社原党组书记、总编辑唐云峰把单位660万元公款当成“私房钱”出借谋利，还私设小金库用于接待送礼和个人开支。

四是项目“一手抓”。有的“一把手”把规划权、审批权视为禁脔，大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权力变现。陕西省洛南县原县委书记雷二虎、县长刘明智把各自家乡老板带到洛南承揽工程，修建县环城路时，北边工程由书记的人干、南边工程由县长的人干，“南北分治”、各收其利。海南省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县市党政“一把手”大都涉及工程项目和土地腐败。

五是出事“一锅端”。“一把手”出问题极易传染蔓延，危害班子、带坏队伍，形成站队式、抱团式腐败，被查处时往往会“拔出萝卜带出泥”。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杨宏伟被通报为“任职地区政治生态的最大‘污染源’”，受其影响，该区70余名处级干部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贵州省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查处后不到1年时间，该县就有10名处级干部、200余名科级及以下干部涉案被立案审查调查。

打出遏制一把手权力寻租的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