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认为，《禁止传销条例》是2005年颁布实施的，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主要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有公司、有产品的传销进行打击。现在10多年过去了，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南派”“北派”这样的基地传销都所升级，既无公司又无产品，取证很难，还有的公司借助互联网模式进行金融传销，这就牵扯到第三方支付、资金存管问题，会涉及到央行、银监会等部门，仅仅依靠工商和公安两个部门，很难进行有效查处，急需多部门形成合力。“所以，法律也要针对这些金融传销，颁布一些有针对性的与时俱进的规定。”
教育和法律震慑要双管齐下
按照目前相关规定，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起刑标准在实践中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又达不到定罪标准，甚至构不成行政处罚要件，很多传销团伙被清查后只能驱散遣返，其骨干头目和参与传销人员就像“割韭菜”，一茬接一茬。
对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过高，使传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难以定罪，导致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传销犯罪活动仍多以非法拘禁等罪处理。因此，应当考虑降低打击传销法律的入罪门槛。
“在没有将整个传销组织体系完全‘起底’之前，很难证实谁组织、领导了30人以上的‘下线’,无法确定人员所处层级，导致很多案件无法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许浩建议，一方面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主管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和职责配合，建立协调机制，解决跨区跨省办案、立案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标准，解决“大鱼”难以落网、“虾米”全跑光的问题。“对于传销组织中的众多‘下线’来说，虽然其行为同样违法，但依据目前规定，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一般参与者可处2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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