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也认为，传销的立案标准还是相对较高，有必要降低门槛，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此外，证据规格也要相对降低。他举例说，“南派”“北派”这种异地传销属于行为犯罪，主要是靠口供和笔录来取证，但现在很多人都被洗脑了，根本不配合，调查取证很难。
“传销是一种涉众型犯罪，实际上，只要是参与了传销，就是违法。但现在除了对组织领导者进行打击，按照《禁止传销条例》，对其他广大参与者则以批评教育为主。但这种简单的批评教育对于已经被洗脑的传销人员来说，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很多人仍然执迷不悟，甚至继续对抗查处。对于这些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积极参与人员，必须教育和处罚相结合，而不能按照以前只是教育批评和简单驱散。”李旭认为，这就缺乏法律的震慑力，要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
李旭建议，对于没有发展下线的，可以主要进行教育；对于有下线的，要区别对待，被查处还屡教不改的传销积极参与者必须要对其作出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让他们知道法律的震慑力。
“总之，教育和法律震慑要双管齐下。”李旭说。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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