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新闻:精准有效用好问责利器

问责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十八大以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强化问责力度，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有权力而少责任、无责任，有问题而少追责、难以处理的问题。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案、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问责不主动、追责不给力的现象大为减少，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有力推动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也让“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渐成为普遍共识。

正像各种事物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推动问责向纵深发展也是如此。如何把问责利器运用好，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少基层单位反映，问责存在着泛化和简单化问题。媒体曝光比较典型的案例，如：有的地方搞凑数式问责，所辖的行政村干部不少被不恰当问责、免职。有的地方规定扶贫手册涂改的地方不得超过两处，如有包括标点在内的书写错误，将给予通报批评并扣除绩效奖励。有的领导到基层调研，发现驻村干部总是看手机，顿时很不满意，说扶贫工作不认真并要求给予这个驻村干部处分。尽管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未必都是错误的，但泛化和简单化带来的问题则是不够严肃、不够规范、不够精准、不够慎重。

问责不可随便随意。问责是党的生活、国家治理、政府工作、部门职责的制度安排和约束机制，如果把问责当成一种“人设”，秀自己的政绩；当成一种推脱自己责任的借口托词；当成一种虚应故事的形式主义，其结果只会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对党的形象造成损毁。

问责是规范化管理，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严问责没有任何问题，但严要有严的道理。道理就是要依据党章、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不会造成由于过宽而失之于问责不力，才会避免主观主义和情绪化地处理问题。问责的公信力、合法性恰来自于规范有序、宽严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