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轰轰烈烈的煤炭重组过后，煤老板作为一个群体性概念，已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个体的人生还在继续，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财富，开始走进人生的下半场。
比起朱新宁，黄治华更早一步告别了煤炭生意，也更早一步开始尝试转型。朱新宁带着无奈来到北京时，黄治华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年。离开煤炭后，他先在上海做了一阵水处理生意，随后将业务发展到了北京。他将住处选在五道口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的对面，想在这里多学习现代商业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回头望去，煤炭在他眼中变成了一门太依赖人情的简单生意，论起商业逻辑，粗糙到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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