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会资源办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但并不是主体。乡村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的责任在政府，如果这一点忘记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徐小洲说。
根据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目前在全国各地登记在案的基金会总数量已经超过6000个，而其中超过4300家基金会名称中含有“教育”字样，不过，庞大的数字背后同样蕴藏着隐患。在徐小洲看来，公益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也会存在浑水摸鱼的现象，政府要建立起一套包括准入、运营、效益评估在内的良好生态机制，“这个生态体制对于基金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同时，徐小洲认为，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公益服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有统筹规划，不能完全放任，学校需求应该跟整体的地方教育规划和学校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提高公益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此，谈松华也表示，乡村教育工作者在面对社会公益资源时应该保持清晰的判断力，“现在信息比过去公开得多，学校应该对公益机构的背景、提供的公益服务、和具备的能力条件都要有所了解，根据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找一些公益机构，才能更好的用好这些公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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